可见，文义解释是被优先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

[2]李林：《三个至上的法理思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1期。提出政党依法执政非常明智。

这个法律效果，自然蕴含了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内容。不少办案法官不管长远和全局，他只管案结事了。使党员以及党员干部的行为严格约束在法律规范的轨道上。党的领导是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领导。党的主张或政策在进入立法程序后，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经国家权力机关顺利通过或经讨论修改再通过，一种结果是被国家权力机关否定。

最近几年，实践中尤其是司法实践中提出了一个引人关注的命题，在追求法律效果的同时，还应追求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三个统一（简称三个效果）。一项具体的执法行为，一项具体的司法裁判，其呈现的效果并不当然的都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有关。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谈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随着人们的广泛交流，后来加入搬迁的居民比先前搬迁居民的谈判能力越来越强，因而要价也会越来越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出现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党员以及党员干部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给贪污腐败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人民利益，相对于其他任何组织任何人的利益来讲，当然也是最最重要的，但是这两者不能直接作为我们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行动依据。假如我们在将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化的过程中，尽量减少运用这些手段的空间，严格设定使用这些手段的条件和程序，这就等于给野马不仅系上了缰绳，而且套上了龙头。

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统一于宪法法律之中，用宪法法律来规范党的事业，维护人民利益。很清楚，提出三个效果并不是追求什么辩证统一，而是要在法律适用不合某些人意愿时，可以有政治的社会的理由来抵挡。

有人会说，讲三个至上不是更加有利于领导干部确立正确的理念，做好公仆工作吗？难道党的事业没有宪法法律重要，人民利益没有宪法法律重要？事实上，我们讲宪法法律至上，就已经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置于其中了，党的事业是将人民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人民所期望达到的意愿和目标又已经反映在宪法法律条文中。法官从接受案件到作出判断，这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领域建设，我们需要认真梳理，分别建立五个子法律制度体系，它们是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政治法律制度体系、文化法律制度体系、社会法律制度体系以及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他们既要充分把握个案的特点，又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其中包括可能产生的政治性影响和社会性影响）。

司法机关通常将公正、高效、权威作为司法工作所追求的总目标，就公正、高效和权威这几个目标的内涵分析，其中已经具有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种意义。如何既解决房地产的供求问题，又能控制住房的价格？一是要将经济手段法律化，明确什么是经济手段，经济手段适用的条件。党的执政地位已经在我国的宪法中得到明确，党的领导有宪法基础。一个案件的处理，考虑了短期的局部的安定效果，长期的全局的法律秩序则被破坏了。

为了公平的实行社会财富的分配，国家可以通过税收的手段调节企业的营收和个人的收入。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是将宪法法律放在首位，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行为有无法律根据、如何适用法律，而是先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是否属于党的事业、是否符合人民利益，这种思维模式就有些主次颠倒了，这不仅加大了我们工作的成本，而且往往使我们的努力迷失了方向。

还要特别纠正的一个概念是，法律手段等于刑事手段。商品房的价格并不是不可以调控，而是要真正应用经济的手段解决经济的问题。

人民利益至上，是针对其他利益而言。法律手段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社会流转几句话：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不出事就是本事。如果考虑法律效果，法官就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一个判决，这个判决通常是支持原告的离婚请求。所以，治国理政的要义是要依法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等合理分权又相互制约的一种体制，建立职权、责任和利益能够相对达到平衡的一种制度。正因为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只有在法律的规范下才能被正确的运用，而法律手段除了传统的民商事手段和刑事手段之外，也须以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为内容，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则不能成为与法律手段并列使用的概念。

党的领导绝不是个人的领导，也不是少数人以党组织的名义所进行的领导。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我国的宪法法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她集中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人民性。有学者指出：法的权威高于人的权威，由法律支配权力是法治的根本。

坚持司法独立，才能坚决顶出打招呼案，人情案以及个别领导批案的压力，才能分清案件办理的个人责任。即便如此，修改宪法法律或制定新法乃是解决宪法法律缺陷的最紧迫之事、最根本之策。

已经判决原告胜诉，但是被告人没有偿债能力而无法执行的案件。将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法律化，应注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尽量减少政府对具体领域的干预。三个至上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为某些人某些组织借口以党的事业或人民利益否定宪法法律规范的适用提供了依据。在法律效果以外还要去强调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人，实则并不懂法律，也不可能真正达到追求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目的。

真正掌握法律精神、懂得法律精义在于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人，会明白如何追求法律实施的效果。不少专家论证三个效果是辩证统一的，我也完全理解他们的用心。

政党依法执政对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对于建立法治的秩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二、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究竟倚重谁？根据十八大报告的精神，治国理政主要涉及五大领域，其中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今后的目标是在我国花十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五个方面的要求：政党依法执政，人大科学立法，政府严格执法，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全社会自觉守法。这些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必须倍加珍惜。

我们所讲的法治思维，就是凡事能够首先想到法律的一种思维方式，这是领导干部（老百姓通常称其为官员）必须确立的一种办事理念。但是党的领导能否坚持，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则不是单靠现有的宪法文字，必须靠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实际行动。二是我们党要教育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自觉的遵守宪法法律，受宪法法律约束，彻底改变部分党员干部特权意识、滥用权力的问题。与立法宗旨和任务吻合度比较低的，则说明法律实施的效果差。

无论出现哪种结果都应认为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至今将法律手段还看成是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补充，这仍然是受人治影响的陈旧观念。

由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概括全面、而实质上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非常流行，人们对一些基本概念的认识本该清楚的变得模糊不清了，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本该理智的变得含糊其辞了。但是，有些开发商并不愿意这么做，他们与当地政府部门（官员）联合起来，强压居民接受不合理的补偿。

[8]《习近平：让民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正义》, http://news. 9ask. cn/Article/sf/201212/1745658. shtml[9]田培炎：《论经济运行中的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哲学研究》1986年第7期。要不要放在至上的地位与重要不重要是两码事。